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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国王的专制官僚现代化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以“白色革命”和“伟大的文明”的名义进行的现代化运动旨在为专制王权提供合法性。由于国王独断专行，这场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成了他的“独角戏”。在国王看来，官僚机构不过是贯彻他的意志的被动工具，而人民则是他的实验品。这种“独角戏”容易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问题丛生，效率低下，却没有合理的纠错机制，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不顾客观实际加速推行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计划，加剧了社会紧张和经济失调，造成巨大浪费。为了确保军队的忠诚，国王将本该用于建设的大量宝贵资源注入军事系统，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削弱了政权的经济基础。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是这类官僚现代化模式的通病。一家美国杂志声称，到1977年，伊朗官僚腐败的程度“已经达到沸点”。1973—1974年度的调查显示，伊朗人贫富异常悬殊，最富的20％的人占总消费的55．5％，而最穷的20％的人仅占总消费的3．7％[30]。城市化过快导致城市贫民人数激增，住房奇缺和房租飞涨成为困扰伊朗城市的尖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