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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辨”方炽之时，民族间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仍时断时续，民族间的同化或融合亦未停止。《韩非子·有度》曰:“齐桓公(前685—前643)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又曰:“荆庄王(前613—前591)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难二》曰:晋“献公(前676—前651)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史记·秦本纪》曰:秦穆公(前659—前622)“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此四大国原来的主体民族有华夏，有荆蛮，可能还有戎狄，被兼并的民族成分更为复杂，这四大国至此时都已是地区性的多民族国家了。有些民族经过数十年，可能会融于华夏民族；也有的民族经过一二百年，仍保持其民族的主要特点。以属于晋国的一支戎族为例。鲁襄公十四年(前559)，戎子驹支对晋大夫范宣子讲述了他的族人归服于晋国的情况说:“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晋)惠公(前650—前637)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左传·襄公十四年》)此时的范宣子对于归附晋国百年、并在晋国境内生活、还参加过若干军、政事务的戎人，犹以异族视之，这就是民族主体国家观的体现。可见民族隔阂之消除并非一日之功。